赵纫兰这个名字，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些陌生，我们能查阅到的史料也不多。然而，这个名字的背后却流传着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她，不仅是李大钊同志的妻子，是李大钊革命之路上的重要帮手，更是一位默默付出的革命者。1933年5月28日，在处理完李大钊同志的下葬仪式一个多月之后，赵纫兰在悲痛、操劳和思念中随丈夫而去。为了表彰她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，1936年6月，赵纫兰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而很多网友在查找资料时会发现，虽是一生无业的农村妇女，她的职业一栏却赫然填写着“革命者”这个称谓。
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（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供图）
革命者，是一个时代的先锋。
赵纫兰，1884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的一个富户人家，她的父亲善诗文，给她取《离骚》中"纫秋兰以为佩"中"纫兰"二字为名。
同为大黑坨村人，赵李两家算得上世交，赵纫兰与李大钊更是自幼相识，可谓青梅竹马。她嫁到李家后，便一力承担起侍奉老人、料理家务和照顾丈夫并激励他发奋读书的重担。
若只是激励李大钊考取功名，当然算不得时代先锋。赵纫兰做的，是当时很多“有识之士”都难以做到的，那就是全力支持李大钊报考新式学堂和留洋日本的决定。
在李大钊读中学时，祖父李如珍病逝，家产仅余一些薄田，当时的李大钊曾萌生过退学做工养家的念头，但是坚韧而又有远见的赵纫兰硬是“逼”着他返回永平府中学堂继续读书，说什么也不许他中断学业，也正是在那里，李大钊渐渐萌生了救国之志。
一年后，当李大钊再次决定中断永平府中学的学业时，赵纫兰却选择了支持。原来，1907年，“感于国势之危迫，急思深研政理，求得挽救民族、振奋国群之良策”的李大钊决定趁暑假之便，赴天津投考实行新式教育的北洋法政学堂。
当时，虽然科举制度已经被废除，人们对于投考新学仍有诸多成见，况且赴天津读书意味着开销的进一步加大。但这一次，赵纫兰选择全力支持，决心靠典当挪借也要扶持李大钊求学到底，这是一种极具远见的先锋态度。
李大钊狱中手记（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供图）
而李大钊也一生对此感怀在心，在《狱中自述》中仍不免追述起这段往事：“钊在该校肄业六年，均系自费。我家贫，只有薄田数十亩，学费所需，皆赖内人辛苦经营，典当挪借，始得勉强卒业。”
革命者，是一种不计得失的奉献。
关于赵纫兰的无私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。
大家都知道，李大钊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，当时，北京的小学教师月收入不到二十元，包月的黄包车车夫每个月只开五到八元，而作为高校职工，李大钊刚到任的时候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，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，后来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，工资又有所增加，月收入在二百元左右。
以当时的物价水平，他的月薪能够买下四千四百斤上好面粉，就算下馆子，到北京前门饭店吃他们的名菜“红烧翅根”，也可以点上一千二百份，是寻常人家一天三顿都吃不完的量。
可是，操持家务的赵纫兰却时常感到窘迫。因为，当时的李大钊已经在积极筹备建党事务，每月会从自己收入中拿出80元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，与此同时，他还常常周济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工友，甚至预支工资借给别人。
对此，赵纫兰没有任何怨言，只是更加精心安排家用开支，处处从简，用过农村日子的办法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生活，因为舍不得用油，连家常的葱油饼都很少做，常常是直接用饼卷着大葱来吃，即便这样，一家人也只能在饥一顿饱一顿中度日。这事传到北大校长蔡元培耳中，他直接出面进行“干涉”，让会计科每月发薪时扣除一部分，直接送到赵纫兰手中，这才保障了李大钊一家人的日常生活。
除了毫无怨言地让丈夫将家用拿去支持党组织活动，赵纫兰还是李大钊革命事业上的重要帮手。每当李大钊在家里与同志们谈论事情时，她就承担起在门外站岗放哨的职责，有时还会帮忙传送情报，在李大钊几次被通缉时，常常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其行踪，而不论受到怎样的威逼利诱，她也从未透露过半句党和李大钊同志的秘密。
在处理丈夫后事时，她也坚决服从党组织安排。当时，出于对革命形势的判断，中共地下秘密组织与她商议，想将葬礼变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，她毫不迟疑地回应：“李先生是属于党的，他是为革命而死的，党组织怎样指示，就怎样办吧！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尽力去做。”
革命者，是一个独立的、大写的人。
将赵纫兰同志的职业定义为“革命者”，代表着在我们党和人民心中，在后人的记忆中，她不该仅仅只是李大钊同志的妻子，而是一个独立的、大写的人。
1983年，赵纫兰的灵柩随同李大钊的灵柩迁葬至李大钊烈士陵园内的墓地。
李大钊及赵纫兰墓
让我们缅怀和铭记“纫秋兰以为佩”的赵纫兰同志，让我们缅怀和铭记伟大的革命者赵纫兰同志。
归根结底，中国革命，是一场关于人的解放的革命。这场解放，关乎国家、民族，更关乎每一个人。在这场革命中，无数不同性别、不同年龄、不同学识、不同身份地位的人，都曾作出过无可替代的贡献。而革命者这个职业称谓，是对他们的贡献最好的定义。
